（六月一日 第六版）

中國畫有“無字詩”者，源於其意境相同。石濤以“兼字章”言字畫一貫之理者，源於其趣味相同。故曰，一面與詩相接，一面與字相通。國畫所以發展至於如此高超成熟之地位者，源於歷代高等教育之聰明才智人士，為之親近愛好，慘澹經營而來。一般淺薄俗人，非但不能畫，亦且不能識畫者；基茲，畫家必須“遠塵”而“脫俗”，以修養空靈其心懷，而靜攝宇宙之變幻，清明在躬，則萬象畢露，絕非西法寫生與照相之可同日語也。凡宇宙之形，胥有其自然之理，循斯自然之理，以實現其自然之秉賦，不獨應把握其變化之理，更應看清其已變之態，再進而認識其將變之機。乃根據此項自然法式之理解與領悟，能役萬物而不為萬物所役。經此抽象陶鎔以聯絡一切之現實，構成宇宙之全景，互相為用，未可分離。石濤云：“受與識，先受而後識也；識然後受，非受也。古今至明之士，藉其識而發其所受，知其受而發其所識。”石濤云：“夫一畫，含萬物於中。畫受墨，墨受筆，筆受腕，腕受心，如天之造生，地之造成，此其所以受也。然貴乎人能尊，得其受而不尊，自棄也；得其畫而不化，自縛也。夫受，畫者必尊而守之，強而用之，無間於外，無息於內。《易》曰：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’此乃所以尊受之也。”又云：“且天之任於山無窮，山之得體也以位，山之薦靈也以神，山之變幻也以化，山之蒙養也以仁，山之縱衡也以動，山之潛伏也以靜，山之拱揖也以禮，山之紆徐也以和，山之環聚也以謹，山之虛靈也以智，山之純秀也以文，山之蹲跳也以武，山之峻厲也以險，山之逼漢也以高，山之渾厚也以洪，山之淺近也以小。此山天之任而任，非山受任以任天也。”由是以觀，中國畫者，乃憑此蒙養而寫其神也。苟非其然，焉能使筆墨之下，有胎有骨、有開有合、有體有用、有形有勢、有拱有立、有蹲跳、有潛伏、有沖霄、有崱屶、有磅礴、有嵯峨、有巑岏、有奇峭、有險峻，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？石濤云：“且山水之大，廣土千里，結雲萬里，羅峰列嶂。以一管窺之，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；以一畫測之，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。測山川之形勢，度地土之廣遠；審峰嶂之疏密，識雲煙之蒙昧。正踞千里，邪睨萬重，統歸於天之權、地之衡也。天有是權，能變山川之精靈，地有是衡，能運山川之氣脈；我有是一畫，能貫山川之形神。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於山川也。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。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，山川脫胎於予也，予脫胎於山川也。搜盡奇峰打草稿也。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，所以終歸於大滌也。”以一象收萬象，納須彌於芥子，故畫家心靈籠罩處，流露其個性風格，無從磨滅，是以古今不亂，筆墨常存。石濤云：“人為物蔽，則與塵交；人為物使，則心受勞。勞心於刻畫而自毀，蔽塵於筆墨而自拘，此局隘人也，但損無益，終不快其心也。我則物隨物蔽，塵隨塵交，則心不勞，心不勞則有畫矣。畫乃人之所有，一畫人所未有。夫畫貴於思，思於一，則心有所著而快，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。”故又云：“愚者與俗同識。愚不蒙則智，俗不濺則清。俗因愚受，愚因蒙昧。故至人不能不達，不能不明。達則變，明則化，受事則無形，治形則無跡。運墨如已成，操筆如無為。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，而心淡若無者，愚去智生，俗除清至也。”綜上所述，是證國畫神髓，迥異其他畫法有別，其深微杳渺之境，能意會而不能言傳。故石濤又云：“寫畫反未落筆，先以神會。至落筆時，勿促迫、勿怠緩、勿陡峭、勿散神、勿太舒。務先精思天蒙，山川步武，林木位置。不是先生樹後布地，入於林出於地也。以我襟含氣度，不在山川林木之內，其精神駕馭於山川林木之外。隨筆一落，隨意一發，自成天象。處處通情，處處醒透，處處脫塵而生活。自脫天地牢籠之手，歸於自然矣！”宗此理論，曰創造，曰革命，乃無不可。背此理論，不知其何以為國畫也。

（本文刊發於民國三十六（1947）年《中央日報》泱泱版）